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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饮冰,热血难凉|城与邦

2016-11-24 江伊雪 城与邦

十年饮冰,热血难凉

作者|江伊雪

图文编辑|罗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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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伦敦政经学院政治理论研究生在读

研究兴趣:中国政治思想史、神学、

比较伦理与多元文化主义


前言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世纪初期是近代中国思想转变的关键性阶段。说起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思想界首屈一指的代表性人物,则不得不提到梁启超。从十九世纪末开始,梁启超一直活跃在中国政治思想舞台的中心。他在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如康有为,郑观应,龚自珍等人那儿继承了今文经学派所推崇的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和重新地阐述。在阅读梁启超众多的著作和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实现强国理想和重塑国民精神构成了梁启超思考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本文将要讨论,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他的思想在一条怎样地道路上发展着,又给今天我们的政治思想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

十九世纪的清朝,思想界对于汉学支配地位的反对,以及对宋明新儒家先验主义倾向的排拒,推动了今文经学派的重新兴起。从表面上看,今文经学是对古文经学在其考证和语言问题上的质疑,是考古与训诂的问题;但事实上,今文经学在晚清的兴起,鲜明地表达了在思想界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对旧儒学解读的不满,从而转向追求儒学新阐述的现象。


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相比,其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分歧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的道德实用主义;二是历史作为阶段性发展的过程,在其不同发展时期应有相适应制度与之相契合的宇宙论观点。


这两个观点在随后的康有为那儿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并逐渐促进了康有为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康有为依旧认为致学的最高目的在于对儒家道德理想的实践和贯彻。而在有关于“实现途径”以及“实现怎样的目标”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康有为则提出了“改制”的方法和“大同说”的最高理想。在1879年康有为出版的《孔子改制考》一文中,康有为形容孔子是一位热心制度改革的“圣王,”并且孔子试图通过制度改良的方式,将社会逐步建设并最终升级走向为“大同。”


康有为的思想是晚清今文经学兴起后,所有思想发展集大成的结晶。他通过对儒家今文经学派两个核心问题新颖而完整的阐述和贯连,革新了自晚清以来今文经学派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在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旋风直接冲击到了日后年轻有为的梁启超,并给梁启超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作品合集《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的改良主义

 梁启超出生于1873年。他在早年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期间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却由于一次科举会试的失利,在上海偶然接触到了当时西方传入中国的部分学术书籍和随之而来的新思想。并在这期间认识了康有为。


康有为的教授以及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屡战屡败的状况,很快激发了梁启超这位天赋秉异、又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深厚的民族国家意识和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从此,“中国为什么孱弱”以及“中国需要怎样的改变”构成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着眼点,并在围绕回答这些问题上,产生了梁启超改良主义的脉络。


梁启超从康有为改制的观点出发,提出了改革教育,发展商业以及建立以民治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如果我们了解了梁启超思想脉络,那么就会发现,得出他的这些改良理想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


与那个时代里的许多人一样。梁启超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很直接地归于商业与工业的缺失。但在这一点上,梁并没有做过多的讨论。可能是因为梁本身对于工商业在知识上了解的局限。梁仅仅在理论上认为对工商业和求利的轻视导致了中国贫穷弱小,而西方强大富裕的局面。我们可以认为,在梁所看到的国弱而敌强的状况下,梁不得不反思我们所赞许的节俭美德是否具有真正的正确性。


除了工商业问题之外,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梁改良主义的重要部分。与当时德意志某些思想家一样,相比于英美自由主义,梁更倾向于一种以国家集体主义为原则的国家观。梁认为,一个由不同阶级和不同群体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如果不能分享基本的共同价值,国家便将不会存在。基于对政治共同体构建的假设,梁提出了建立新式报社,撰写法律以及保留结社自由的观点。但这些政策的本质则是为了促进民族文化的同一以及激发国民参政热情。


有关教育的改革直接针对科举制的束缚。对于科举制的问题,梁启超在两方面有所批判;一方面,梁认为科举制作为制度是失败的,它并没有选拔出真正合格的公职人员,反而使人们过分关注于如何写出优美而毫无意义的作文;另一方面,梁认为科举制所考核的内容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发展和国家富强的需要。基于这两点,梁提出了教育分为实用科目和道德科目两个面访。实用科目主要作用于培养符合现代化社会生活的技术型人才,如对自然科学和数学的重视;而对道德科目的阐述则更为复杂。梁因其自身受到儒家影响,将儒学作为精神支持的同时;又理性地认识到了旧道德,尤其儒家伦理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结合西方政治文化的观点,加上其自身对儒学的理解,提出了他的人文教育理想。由此也发展出了他著名的新民理论。


新民与新德

梁启超对于道德教育内容的阐述几乎全部来自儒学。儒学的最高理念“经世致用,”仍然在梁启超的思想中起着导向性的作用。梁认为,道德培养的要素有三:立志,养心和治身。


很明显的,梁这三点道德要素都完全来源于新儒家学派的倡导。但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将梁对于这三点道德观的重新提出与马丁路德或者加尔文对基督教义的诠释作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梁已经抛弃了儒学的教条,反而将儒学中形而上学的精神性部分提取出来,作为公民道德培养的内动力。这与马丁路德摒弃公教仪礼和教会权威,将信仰和修灵本身提到基督教核心上的做法有着极大的类似。这样一来,也给予国家公民在对个人自由和生命追求问题上充分的发挥空间。


除此以外,在梁启超流亡日本又访问美国之后,他在新民与新德的问题上提出了更深刻和成熟的解释。大约是受到了更广泛的西方学说的影响,在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中,西方政治概念开始被大量引入。由此,梁的新民观点着眼于:一,公德与私德,自由与权利的划分;二,竞争与进步,对冒险精神的赞扬;三,社会功利主义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梁的第一个观点来自西欧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如穆顿和卢梭。第二个观点来自古希腊和达尔文。第三点则来自于边沁或亚当斯密。在西方的文化环境中,这三种思潮并非是并行不悖的。但在梁启超的思想中,为了回答如何振兴中华这一核心问题,它们有了新颖又有机的整合。


在对公德私德,自由权利的分析判断上,梁启超具有极强的批判性。他首先将道德分为了对“公”及于“私”两个部分。然后直接地结论到,中国缺乏“公德。”这个没公德的意思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没有素质,而是在当时中国所拥有的道德探讨中,梁认为没有涉及公共道德的部分。也就是说,在梁之前,中国人可能并没有“公共生活也需遵守道德”这一概念。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没有公德,”“没有素质”则是基于梁对于这些概念的创造。而在由公私德概念引发的权利与自由的讨论上,梁就显得模棱两可的多。我们前面提到过,梁是一个国家集体主义的支持者,所以,他时常徘徊在绝对自由主义和国家民族主义的矛盾之间。一方面,梁认为中国人因为忽视个人利益,过分追求社会和谐,导致软弱,个人权利丧失以及政治压迫;另一方面,每当涉及到个人自由主义甚至脱离民族国家的个人问题上,梁就会退缩,并回到国家集体主义观上来。在梁的心目中,个人的意志始终没有能高过民族国家的意志。


梁对古希腊商业文明孕育出的那种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大为赞赏,并且把这种精神与后来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等量齐观,被认为是国家发达的一个原因。梁启超认为这种冒险精神在中国传统中并没有相一致的概念能与其相提并论。但是这种冒险精神中依然显现出一些特点能用中文来概述:勇敢,对传统道德的不屑,无与伦比的热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向往。


与此同时,梁启超谈到了社会功利和经济效益的问题。这个问题被梁作为公德的一个部分进行讨论。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有着天然的某种冲突。一般而言,私人对功利主义的追求往往伴随着对集体利益的忽视。然而,与亚当斯密的思想类似,梁在历经对这种矛盾的探索之后,梁最终得出结论,能够服务于私人利益的功利主义最求,最终会使得全社会的效益得到全满提高,并服务于集体。这样一来,作为集体成员的每一个人,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就促进了集体的整体进步和提升。由此一来,梁启超完成了在道德上,精神上和社会效益上对新民品质的阐述,并且这些品质因为梁的阐述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新民丛报》


结语

在梁启超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及国民价值观的重塑都因其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梁启超的影响力甚至一直持续到今天。现在我们崇尚的很多有关于人性的美德,都受到了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启发,而不同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然而当我们从梁启超本人一生的思想状况来看,还是能深切地感受到梁启超本人在那个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一方面他是如此的热爱中国,他仔细地从中华的文化传统里寻找着瑰意至宝,并热切地期待中国能够因为中国本身的资质强大起来;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对西方现代化国家有着很高认同,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国民现代化的意义和必须前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Chang, Hao.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1971).

  2. Qichao, Lia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Trans. Gek Nai Cheng.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Writings on Literature 1945 (1893): 7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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